當許多人盡力想要忘記戰爭的恐怖回憶時，被人們稱為“納粹獵人”的西蒙·維森塔爾卻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一場與“忘卻”進行的鬥爭。
二戰期間，西蒙·維森塔爾曾被關押在毛特豪森集中營。雖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從集中營裏死裏逃生，但是他們所有的親人都死了。戰爭結束後，維森塔爾對納粹戰犯的持久追捕為他贏得了國際聲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劃了希特勒“最後解決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營長斯坦戈爾等多名納粹戰犯。
他沒有因為各種困難放棄，依靠各種途徑尋求資金和幫助，他一步一步開展著追蹤戰犯和幫助人們反思歷史的工作。
2001年10月，92歲的維森塔爾宣布他將退休結束追蹤納粹戰犯的使命，這時候他已經將1000多名潛逃的納粹分子繩之以法。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97歲高齡的老人。他的人生已成為一個傳奇。他就是被人們稱為“納粹獵人”的西蒙·維森塔爾。二戰期間，西蒙·維森塔爾曾被關押在毛特豪森集中營。雖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從集中營裏死裏逃生，但是他們所有的親人都死了。戰爭結束後，維森塔爾對納粹戰犯的持久追捕為他贏得了國際聲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劃了希特勒“最後解決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營長斯坦戈爾等1000多名納粹戰犯。他的工作直到今天仍然在繼續。維森塔爾追捕納粹戰犯的動機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正義而不是復仇。
虎口余生
他和他妻子的大部分親戚都已經慘遭殺害，一個有著89位成員的大家庭已經不復存在。
西蒙·維森塔爾1908年12月31日出生于烏克蘭。當他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後，他的母親帶著全家前往奧地利維也納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母親再婚後又帶著維森塔爾回到了烏克蘭。
1928年，少年維森塔爾中學畢業後被位于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工學院錄取。但是由于當時對猶太學生的種種限制，維森塔爾最後沒能進入這所學校學習，輾轉進入了捷克布拉格技術大學並在1932年獲得了建築工程學位。
1936年，維森塔爾與塞拉·穆勒結婚後進入利沃夫的一家建築師辦公室工作，這一時期他們的生活平靜而幸福，但是1939年，這種平靜很快就被打破，這一年，德國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瓜分了波蘭，蘇聯軍隊很快佔領了利沃夫並對商人、工廠主進行“紅色清洗”。維森塔爾被迫結束了他的生意，開始在一個彈簧床工廠做機械工。
當1941年德國取代蘇聯佔領利沃夫後，噩夢開始降臨在猶太人頭上。他在一名為當地傀儡警察局工作的朋友幫助下，逃過了被納粹處死的命運，但仍沒有逃脫被囚禁的命運。他和家人最初被關押在利沃夫郊外的亞夫斯卡集中營，然後被送到利沃夫火車東站工廠強制勞動。
1942年初，納粹德國開始決定對猶太人實施所謂的“最後解決方案”，也就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9月，他和他妻子的大部分親戚都已經慘遭殺害，一個有著89位成員的大家庭已經不復存在。
由于他的妻子長著一頭金發，看起來像是雅利安人，這使她逃過了一劫。維森塔爾和波蘭的地下組織達成了一個協議，由他向地下組織提供鐵路樞紐的地圖，作為交換，他們為他的妻子提供虛假文件，證明她是一個叫做艾琳·克瓦爾斯卡的波蘭女人。1942年秋天，她被秘密送出了集中營。在華沙住了兩年，她在萊茵地區找到了一份勞工的工作。她的真實身份從未被發現過。
在德國人開始實施清算之前，維森塔爾自己也于1943年10月從集中營逃了出來。但是1944年6月，他再一次被抓。如果不是蘇聯紅軍攻破了德國東部的防線，維森塔爾也許就將死在集中營裏了。看守集中營的黨衛軍明白，如果集中營裏沒有囚犯的話，他們就要被送上戰場。于是，他們決定留下一部分囚犯。當時，集中營裏的犯人已經從當初的149000人銳減到34人。這34名囚犯和200名黨衛軍一起向西撤退。為了增加囚犯的人數，黨衛軍在經過切爾米克村時把該村的所有人都抓了起來。
一路撤退下來，當他們到達奧地利的北部城市莫索森時，只有極少數的囚犯活了下來。等到1945年5月5日美國部隊解放這裏的時候，體重還不到90斤的維森塔爾正躺在散發惡臭的營地上奄奄一息。
“當我獲得自由的時候，我根本不能移動，甚至被釋放一個月以後都不能行走，但是我開始了我的工作。”當許多人盡力想要忘記戰爭的恐怖回憶時，維森塔爾卻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一場與“忘卻”進行的鬥爭。
不懈緝兇
“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是納粹暴行的見證者。我們的工作也因為缺少活著的證人而變得很困難。”
等到自己的身體恢復之後，維森塔爾開始為美國陸軍戰爭罪行部門收集納粹惡行的證據。戰爭結束後，他又為美國陸軍戰略情報局以及反間諜兵團工作，並擔任一個救濟與福利機構———奧地利美國區猶太中央委員會的主席。
1945年底，他和他的妻子終于重逢了。在這之前，他們彼此都以為對方已經不在人世。第二年，他們的女兒波林出生了。
最初幾年，維森塔爾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但是1948年以後，美國人看到蘇聯逐漸變得強大，他們就停止了搜捕納粹戰犯的工作，轉而開始進行與蘇聯競爭。”
“許多戰犯潛逃了。他們用假名住在南美洲。我們有許多情報，但是我們不能根據所有的情報一一追蹤，因為我們沒有資金。”
“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是納粹暴行的見證者。我們的工作也因為缺少活著的證人而變得很困難。”
一開始，維森塔爾以為他的工作可以在幾年內就結束。“我那時候太幼稚了，一旦你開始這項工作，你就不可能停下來。”他沒有因為各種困難放棄，依靠各種途徑尋求資金和幫助，他一步一步開展著追蹤戰犯和幫助人們反思歷史的工作。
維森塔爾提供的證據在審判戰犯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他和其他30名志願者在奧地利的林茨成立了一家猶太歷史檔案中心，為日後的戰犯審判繼續收集證據。但是，隨著美國和蘇聯冷戰的加劇，雙方都對起訴德國戰犯失去了興趣。遭受挫折的志願者開始放棄。1954年，這個檔案中心關閉。它收集的文件被送到了以色列的亞德·瓦希姆檔案館。維森塔爾只保留了一份檔案———阿道夫·艾希曼的檔案。作為蓋世太保猶太部的主管，“最後解決方案”正是由他監督執行的。
維森塔爾在繼續從事著救濟和福利工作的同時，還開辦了一家為匈牙利等其他國家難民提供培訓的職業學校。與此同時，維森塔爾從未放棄對艾希曼的追尋。
自從德國戰敗後，艾希曼就銷聲匿跡了。維森塔爾在集中營時曾經見過艾希曼，上世紀50年代他開始全力搜尋艾希曼的下落。1951年，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把艾希曼列為最急需抓捕的10名戰犯之首。1953年，在得知艾希曼躲在阿根廷後，維森塔爾立刻把這個消息通過以色列在維也納的大使館告訴了以色列政府。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收到的情報是，艾希曼藏身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幾年過去了，對艾希曼的尋找始終沒有結果。
直到1959年，以色列才從德國方面得知艾希曼化名為裏卡多·克萊蒙特的伐木工人藏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維森塔爾回憶道：“1960年，艾希曼的父親去世了，我就雇了兩名攝影師混入葬禮，拍下了所有人。艾希曼的兄弟奧托與其長相酷似，令我產生了懷疑。他看上去與艾希曼那張30多歲時的照片非常相像。任何人拿到奧托的照片，都會認出是艾希曼。”維森塔爾把這張新照片交給了以色列特工機構摩薩德。1960年5月11日晚，就在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車即將步入家門的幾分鐘內，摩薩德特工迅速將其擒獲，並把他送回以色列接受審判。1961年5月31日，艾希曼被處死。
獵人戰績
德國人對納粹戰犯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歷史過程，維森塔爾在其間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受到這個結果的鼓勵，維森塔爾在維也納重新開放猶太歷史檔案中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中。德國人對納粹戰犯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化的歷史過程，維森塔爾在其間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1947年，猶太小姑娘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的發表，一場對希特勒發動的侵略戰爭及其造成的災難進行的深刻反思開始在德國民眾中進行，但是一些極右翼分子卻叫囂《安妮日記》是部虛構的作品。直到1963年，維森塔爾發現了曾逮捕《安妮日記》的主人公、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如鐵的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在審判席上，西爾伯鮑爾承認：“是的，我逮捕了安妮·弗蘭克。”
另外，維森塔爾還成功地說服了數個國家，對自己國內戰後接納的外國人進行調查，以搜捕二戰中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工作、殺害了成千上萬無辜人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勒。
猶太歷史檔案中心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地方。這個由三間辦公室組成的地方，裝修簡陋，一共只有包括維森塔爾在內的四名員工。維森塔爾並沒有親自到世界各地追捕納粹戰犯，他主要的工作是收集和分析信息。他的工作得到了來自朋友、同事和支持者的幫助，其中包括德國的二戰老兵。他甚至還從前納粹分子那裏得到了情報。
維森塔爾花費了很多力氣去收集他所能夠得到的每份文件和記錄，也傾聽了很多幸存者的敘述。作為一名建築師，他擁有敏銳的洞察力，有猶太法典編著者的縝密心思，更有調查研究的天賦，他把一條條看似晦澀、不完整甚至毫不相關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分析並找出其中的內部聯係，使它們成為法庭上有力的證據。
但是他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德國戰犯的名單包括9萬多人的名字，他們中的很多人並沒有接受審判。另外還有數千名前納粹分子並沒有被記錄在案。另外，說服政府和公眾相信和銘記這段歷史，是他另一項艱巨的任務。在自傳的最後一段，他引用了一名黨衛軍在1944年對他說過的話：“你想把集中營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這是對的。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他們不會相信你的。他們會說你瘋了，甚至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除非他親自經歷，否則怎麼會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
1966年10月，16名黨衛軍軍官在西德接受了審判。這些人參與了在利沃夫對猶太人進行的大屠殺。而其中的9個人都是維森塔爾找到的。
維森塔爾的自傳《我們中間的兇手》在1967年出版。在美國宣傳這本書的時候，他又找到了當時居住在紐約皇後區的海米娜·瑞安夫人。相關檔案顯示，瑞安夫人曾經親自監督屠殺了數百名兒童。1973年，瑞安夫人被引渡回德國。作為一名戰犯，她接受了審訊，並被判處終身監禁。
維森塔爾的行為得到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了各種榮譽，其中包括奧地利和法國的抵抗運動勳章、荷蘭自由勳章、盧森堡自由勳章、聯合國頒發的幫助難民獎、美國總統卡特于1980年授予他國會金質勳章。可以想見的是，在獲得眾多榮譽的同時，維森塔爾也收到了很多匿名的威脅和恐嚇信。1982年6月，一顆炸彈在他家門前爆炸，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從那以後，他的住所和辦公室都有武裝警察保護。
寬恕之痛
很多年過去了，維森塔爾現在已經不被自己內心關于寬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歷史重演的惟一途徑是銘記歷史，他比活著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記歷史的危險。
當被問到如此鍥而不舍地尋找納粹兇手是不是出于仇恨時，維森塔爾告訴了人們這樣一個故事：當他還是集中營的一名囚犯時，有一次，他被派往一個醫院工作。一名護士走來問他是不是猶太人，當獲得肯定的答復後，護士命令他跟她走，她需要一名猶太人，任何一名猶太人都可以。
護士把維森塔爾帶到了一個房間，在這個只有一張白色小床和一張小桌的房間裏，有一名垂死的德國士兵，他被包裹在繃帶中，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護士離開了，床上的士兵要求維森塔爾靠近他的床邊，傾聽他的自白。“我知道，”士兵說，“這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都在死去。到處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見也不特別。我注定要死掉。可是有一些經歷老折磨著我，我實在想把它們講出來。否則我死也不得安寧。”他21歲，名字叫卡爾，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成年後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加入了納粹的黨衛軍。
“我叫卡爾……戰爭爆發了，我志願入了伍，當然是進了黨衛隊。”
“但是現在，我必須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訴你……一些非人的事。”
這個士兵隨著自己的部隊開進波蘭的時候，有一次他們把數百名猶太人趕進一個三層建築，並運來一卡車油桶搬進屋子。鎖上門之後，一挺機槍對準了房門，任何人都不允許出來。接下來，這名垂死的士兵說，“我們被告知一切就緒，接到命令要求我們打開手榴彈保險栓，從窗戶把手榴彈扔進屋去。”爆炸聲中，“我們聽到裏邊人的慘叫聲，看到火苗一層一層地吞噬著他們……我們端起來福槍，準備朝任何從火海裏逃出來的人開槍。我看到二樓的窗戶後邊，有一個人挾著一個小孩兒。這人的衣服正在燃燒。他身邊兒站著一位婦女，毫無疑問是孩子的母親。他空出的一只手緊捂著孩子的眼睛……隨即他跳到了街上。緊隨其後，孩子的母親也跳到了街上。隨後，其他窗戶也有很多渾身著火的人跳了出來……我們開始射擊……子彈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這是一年前發生的事……我犯下罪行已經有一年了。我必須給誰講一講這事，或許這樣能好一些。”他希望得到寬恕，猶太人的寬恕，任何一個猶太人都可以。
說到這裏，這位瀕死的人用手捂著繃帶覆蓋著的眼睛，似乎想從腦海中擦去這些畫面。但這個畫面永遠也擦不去了，白天、夜間、乃至奄奄一息的現在。“我知道我給你講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長黑夜裏，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這事講給一個猶太人聽，希望能得到他的寬恕。”“我知道我請求你的寬恕是一個過奢的願望，但是如果沒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要是沒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懺悔。”
正如維森塔爾自己所說：“毫無疑問，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說什麼呢？這兒是一個瀕死的人，一個不想成為兇手的兇手，一個在可怕的意識形態慫恿下成為兇手的人。”
聽到這些事情，維森塔爾心煩意亂，他能夠做什麼呢？他有權利為卡爾提供寬恕嗎？或者這能夠減少猶太人受到的傷害和痛苦嗎？維森塔爾做出了他的決定，他一言不發。
這個決定正確嗎？他不能肯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維森塔爾反復被這個問題煎熬。他曾經問過他在集中營的朋友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沒有任何人能給予維森塔爾平靜。
數十年過去了，維森塔爾現在已經不被自己內心關于寬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歷史重演的惟一途徑是銘記歷史，他比活著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記歷史的危險。他把每一次審判都看成是對仇恨和大屠殺的一種預防。
永不忘卻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給維森塔爾頒發勳章的時候說：“西蒙·維森塔爾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避免屠殺重演的事業。
我們應該加入他的事業。我們的良心不能動搖，我們的記憶也不能淡薄。”
經常有人問多年來支撐維森塔爾追捕納粹分子的動力是什麼，《時代》雜志在1964年2月2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有一次，西蒙與在集中營認識的一位朋友一起度安息日。這位朋友當時已經成了一個非常富有的珠寶商。飯後，這個珠寶商問西蒙：“如果你繼續你的建築業，你現在肯定已經是百萬富翁了，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西蒙回答：“你相信上帝，相信人死後會重生，我也一樣。當我們到另一個世界時，我們會面對數百萬死在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如果他們問你：“你做了些什麼？‘可能答案會有很多。你會說：“我成了一名珠寶商。’其他人可能會說：‘我一直在走私咖啡和美國香煙。’還有人會說‘我建了房子。’但是我會說：“我沒有忘記你們。‘”
2001年10月，92歲的維森塔爾宣布他將退休結束追蹤納粹戰犯的使命，這時候他已經將1000多名潛逃的納粹分子繩之以法。
維森塔爾說：“我真正的工作———搜索納粹戰犯———已經結束了。那些我追蹤的罪犯已經找到了。我比他們都活得更長。假如還有任何我沒有追蹤而仍然活著的戰犯，現在將他們繩之以法也有點晚了，他們都太老了。所以我的工作完成了。”
但是，當他認為追蹤的工作已經結束的同時，新的不安開始在維森塔爾的心中滋長。
“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極端組織想要向世界美化納粹的所作所為。我擔心人們不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啊。”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給維森塔爾頒發勳章的時候說：“西蒙·維森塔爾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避免屠殺重演的事業。我們應該加入他的事業。我們的良心不能動搖，我們的記憶也不能淡薄。如果我們不了解歷史，就會重蹈悲劇的覆轍。如果我們要想擁有一個和平的未來，我們就必須銘記過去的罪行。他為正義挺身而出的勇氣也會照亮整個人類的歷史。”
■維森塔爾語錄
“尋找歷史見證者的工作與逮捕戰爭罪犯一樣重要。”
“學校教育的沉默、教會毫無原則的寬恕以及家庭裏父母對歷史的否認將是巨大的失敗。年輕的一代必須知道他們上一代拒絕講述的事情。”
“這50年來我的所有工作的惟一價值在于向明天的謀殺者發出警告：“你們絕對不會逍遙法外。”
“為了你們的利益，從我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吧。沒有任何法則規定說下一個受害者必須是猶太人。當我開始這項工作，我對自己說：“我要尋找的是所有受害者的謀殺者，而不僅僅是猶太人的。我將為正義而戰。‘”
“人類的歷史是一段充滿各種罪行的歷史。因為歷史會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種防禦。通過它，我們能夠，也必須建立一個避免重蹈覆轍的防禦機制。”
“我們需要夥伴。我們不能獨自和新納粹分子對抗。我們需要朋友。通過告訴他們歷史、談論猶太人以外的其他數百萬人的經歷，我們可以贏得朋友。雖然大屠殺是從對猶太人開始的，但它並沒有以針對猶太人而結束。”
“幸存是一種特別待遇，隨之而來的還有義務。我永遠都在問我自己，我能為那些沒能活下來的人做些什麼。我自己找到的答案（它不一定是每個幸存者的答案）是：我想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我想讓他們的回憶繼續，讓那些死者活在記憶裏。”
“除了經常回顧過去，並從過去吸取教訓，我不認為還有什麼別的解決辦法。如果只是因為想要讓後代更容易接受他們父輩犯下的錯誤而把罪行減到最少，這樣毫無意義。”
“仇恨可以滋生在任何地方，理想主義也會在任何地方墮落成一種病態的殘忍。如果仇恨、殘忍和現代技術聯合起來，任何地方都會變成一個新的人間地獄。”
“暴力就像野草———即使實在最幹旱的地方也不會滅亡。”新京報/撰文/本報記者 馬晶 江瑋
二戰期間，西蒙·維森塔爾曾被關押在毛特豪森集中營。雖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從集中營裏死裏逃生，但是他們所有的親人都死了。戰爭結束後，維森塔爾對納粹戰犯的持久追捕為他贏得了國際聲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劃了希特勒“最後解決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營長斯坦戈爾等多名納粹戰犯。
他沒有因為各種困難放棄，依靠各種途徑尋求資金和幫助，他一步一步開展著追蹤戰犯和幫助人們反思歷史的工作。
2001年10月，92歲的維森塔爾宣布他將退休結束追蹤納粹戰犯的使命，這時候他已經將1000多名潛逃的納粹分子繩之以法。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97歲高齡的老人。他的人生已成為一個傳奇。他就是被人們稱為“納粹獵人”的西蒙·維森塔爾。二戰期間，西蒙·維森塔爾曾被關押在毛特豪森集中營。雖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從集中營裏死裏逃生，但是他們所有的親人都死了。戰爭結束後，維森塔爾對納粹戰犯的持久追捕為他贏得了國際聲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劃了希特勒“最後解決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營長斯坦戈爾等1000多名納粹戰犯。他的工作直到今天仍然在繼續。維森塔爾追捕納粹戰犯的動機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正義而不是復仇。
虎口余生
他和他妻子的大部分親戚都已經慘遭殺害，一個有著89位成員的大家庭已經不復存在。
西蒙·維森塔爾1908年12月31日出生于烏克蘭。當他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後，他的母親帶著全家前往奧地利維也納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母親再婚後又帶著維森塔爾回到了烏克蘭。
1928年，少年維森塔爾中學畢業後被位于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工學院錄取。但是由于當時對猶太學生的種種限制，維森塔爾最後沒能進入這所學校學習，輾轉進入了捷克布拉格技術大學並在1932年獲得了建築工程學位。
1936年，維森塔爾與塞拉·穆勒結婚後進入利沃夫的一家建築師辦公室工作，這一時期他們的生活平靜而幸福，但是1939年，這種平靜很快就被打破，這一年，德國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瓜分了波蘭，蘇聯軍隊很快佔領了利沃夫並對商人、工廠主進行“紅色清洗”。維森塔爾被迫結束了他的生意，開始在一個彈簧床工廠做機械工。
當1941年德國取代蘇聯佔領利沃夫後，噩夢開始降臨在猶太人頭上。他在一名為當地傀儡警察局工作的朋友幫助下，逃過了被納粹處死的命運，但仍沒有逃脫被囚禁的命運。他和家人最初被關押在利沃夫郊外的亞夫斯卡集中營，然後被送到利沃夫火車東站工廠強制勞動。
1942年初，納粹德國開始決定對猶太人實施所謂的“最後解決方案”，也就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9月，他和他妻子的大部分親戚都已經慘遭殺害，一個有著89位成員的大家庭已經不復存在。
由于他的妻子長著一頭金發，看起來像是雅利安人，這使她逃過了一劫。維森塔爾和波蘭的地下組織達成了一個協議，由他向地下組織提供鐵路樞紐的地圖，作為交換，他們為他的妻子提供虛假文件，證明她是一個叫做艾琳·克瓦爾斯卡的波蘭女人。1942年秋天，她被秘密送出了集中營。在華沙住了兩年，她在萊茵地區找到了一份勞工的工作。她的真實身份從未被發現過。
在德國人開始實施清算之前，維森塔爾自己也于1943年10月從集中營逃了出來。但是1944年6月，他再一次被抓。如果不是蘇聯紅軍攻破了德國東部的防線，維森塔爾也許就將死在集中營裏了。看守集中營的黨衛軍明白，如果集中營裏沒有囚犯的話，他們就要被送上戰場。于是，他們決定留下一部分囚犯。當時，集中營裏的犯人已經從當初的149000人銳減到34人。這34名囚犯和200名黨衛軍一起向西撤退。為了增加囚犯的人數，黨衛軍在經過切爾米克村時把該村的所有人都抓了起來。
一路撤退下來，當他們到達奧地利的北部城市莫索森時，只有極少數的囚犯活了下來。等到1945年5月5日美國部隊解放這裏的時候，體重還不到90斤的維森塔爾正躺在散發惡臭的營地上奄奄一息。
“當我獲得自由的時候，我根本不能移動，甚至被釋放一個月以後都不能行走，但是我開始了我的工作。”當許多人盡力想要忘記戰爭的恐怖回憶時，維森塔爾卻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一場與“忘卻”進行的鬥爭。
不懈緝兇
“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是納粹暴行的見證者。我們的工作也因為缺少活著的證人而變得很困難。”
等到自己的身體恢復之後，維森塔爾開始為美國陸軍戰爭罪行部門收集納粹惡行的證據。戰爭結束後，他又為美國陸軍戰略情報局以及反間諜兵團工作，並擔任一個救濟與福利機構———奧地利美國區猶太中央委員會的主席。
1945年底，他和他的妻子終于重逢了。在這之前，他們彼此都以為對方已經不在人世。第二年，他們的女兒波林出生了。
最初幾年，維森塔爾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但是1948年以後，美國人看到蘇聯逐漸變得強大，他們就停止了搜捕納粹戰犯的工作，轉而開始進行與蘇聯競爭。”
“許多戰犯潛逃了。他們用假名住在南美洲。我們有許多情報，但是我們不能根據所有的情報一一追蹤，因為我們沒有資金。”
“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是納粹暴行的見證者。我們的工作也因為缺少活著的證人而變得很困難。”
一開始，維森塔爾以為他的工作可以在幾年內就結束。“我那時候太幼稚了，一旦你開始這項工作，你就不可能停下來。”他沒有因為各種困難放棄，依靠各種途徑尋求資金和幫助，他一步一步開展著追蹤戰犯和幫助人們反思歷史的工作。
維森塔爾提供的證據在審判戰犯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他和其他30名志願者在奧地利的林茨成立了一家猶太歷史檔案中心，為日後的戰犯審判繼續收集證據。但是，隨著美國和蘇聯冷戰的加劇，雙方都對起訴德國戰犯失去了興趣。遭受挫折的志願者開始放棄。1954年，這個檔案中心關閉。它收集的文件被送到了以色列的亞德·瓦希姆檔案館。維森塔爾只保留了一份檔案———阿道夫·艾希曼的檔案。作為蓋世太保猶太部的主管，“最後解決方案”正是由他監督執行的。
維森塔爾在繼續從事著救濟和福利工作的同時，還開辦了一家為匈牙利等其他國家難民提供培訓的職業學校。與此同時，維森塔爾從未放棄對艾希曼的追尋。
自從德國戰敗後，艾希曼就銷聲匿跡了。維森塔爾在集中營時曾經見過艾希曼，上世紀50年代他開始全力搜尋艾希曼的下落。1951年，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把艾希曼列為最急需抓捕的10名戰犯之首。1953年，在得知艾希曼躲在阿根廷後，維森塔爾立刻把這個消息通過以色列在維也納的大使館告訴了以色列政府。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收到的情報是，艾希曼藏身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幾年過去了，對艾希曼的尋找始終沒有結果。
直到1959年，以色列才從德國方面得知艾希曼化名為裏卡多·克萊蒙特的伐木工人藏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維森塔爾回憶道：“1960年，艾希曼的父親去世了，我就雇了兩名攝影師混入葬禮，拍下了所有人。艾希曼的兄弟奧托與其長相酷似，令我產生了懷疑。他看上去與艾希曼那張30多歲時的照片非常相像。任何人拿到奧托的照片，都會認出是艾希曼。”維森塔爾把這張新照片交給了以色列特工機構摩薩德。1960年5月11日晚，就在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車即將步入家門的幾分鐘內，摩薩德特工迅速將其擒獲，並把他送回以色列接受審判。1961年5月31日，艾希曼被處死。
獵人戰績
德國人對納粹戰犯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歷史過程，維森塔爾在其間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受到這個結果的鼓勵，維森塔爾在維也納重新開放猶太歷史檔案中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中。德國人對納粹戰犯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化的歷史過程，維森塔爾在其間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1947年，猶太小姑娘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的發表，一場對希特勒發動的侵略戰爭及其造成的災難進行的深刻反思開始在德國民眾中進行，但是一些極右翼分子卻叫囂《安妮日記》是部虛構的作品。直到1963年，維森塔爾發現了曾逮捕《安妮日記》的主人公、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如鐵的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在審判席上，西爾伯鮑爾承認：“是的，我逮捕了安妮·弗蘭克。”
另外，維森塔爾還成功地說服了數個國家，對自己國內戰後接納的外國人進行調查，以搜捕二戰中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工作、殺害了成千上萬無辜人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勒。
猶太歷史檔案中心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地方。這個由三間辦公室組成的地方，裝修簡陋，一共只有包括維森塔爾在內的四名員工。維森塔爾並沒有親自到世界各地追捕納粹戰犯，他主要的工作是收集和分析信息。他的工作得到了來自朋友、同事和支持者的幫助，其中包括德國的二戰老兵。他甚至還從前納粹分子那裏得到了情報。
維森塔爾花費了很多力氣去收集他所能夠得到的每份文件和記錄，也傾聽了很多幸存者的敘述。作為一名建築師，他擁有敏銳的洞察力，有猶太法典編著者的縝密心思，更有調查研究的天賦，他把一條條看似晦澀、不完整甚至毫不相關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分析並找出其中的內部聯係，使它們成為法庭上有力的證據。
但是他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德國戰犯的名單包括9萬多人的名字，他們中的很多人並沒有接受審判。另外還有數千名前納粹分子並沒有被記錄在案。另外，說服政府和公眾相信和銘記這段歷史，是他另一項艱巨的任務。在自傳的最後一段，他引用了一名黨衛軍在1944年對他說過的話：“你想把集中營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這是對的。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他們不會相信你的。他們會說你瘋了，甚至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除非他親自經歷，否則怎麼會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
1966年10月，16名黨衛軍軍官在西德接受了審判。這些人參與了在利沃夫對猶太人進行的大屠殺。而其中的9個人都是維森塔爾找到的。
維森塔爾的自傳《我們中間的兇手》在1967年出版。在美國宣傳這本書的時候，他又找到了當時居住在紐約皇後區的海米娜·瑞安夫人。相關檔案顯示，瑞安夫人曾經親自監督屠殺了數百名兒童。1973年，瑞安夫人被引渡回德國。作為一名戰犯，她接受了審訊，並被判處終身監禁。
維森塔爾的行為得到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了各種榮譽，其中包括奧地利和法國的抵抗運動勳章、荷蘭自由勳章、盧森堡自由勳章、聯合國頒發的幫助難民獎、美國總統卡特于1980年授予他國會金質勳章。可以想見的是，在獲得眾多榮譽的同時，維森塔爾也收到了很多匿名的威脅和恐嚇信。1982年6月，一顆炸彈在他家門前爆炸，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從那以後，他的住所和辦公室都有武裝警察保護。
寬恕之痛
很多年過去了，維森塔爾現在已經不被自己內心關于寬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歷史重演的惟一途徑是銘記歷史，他比活著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記歷史的危險。
當被問到如此鍥而不舍地尋找納粹兇手是不是出于仇恨時，維森塔爾告訴了人們這樣一個故事：當他還是集中營的一名囚犯時，有一次，他被派往一個醫院工作。一名護士走來問他是不是猶太人，當獲得肯定的答復後，護士命令他跟她走，她需要一名猶太人，任何一名猶太人都可以。
護士把維森塔爾帶到了一個房間，在這個只有一張白色小床和一張小桌的房間裏，有一名垂死的德國士兵，他被包裹在繃帶中，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護士離開了，床上的士兵要求維森塔爾靠近他的床邊，傾聽他的自白。“我知道，”士兵說，“這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都在死去。到處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見也不特別。我注定要死掉。可是有一些經歷老折磨著我，我實在想把它們講出來。否則我死也不得安寧。”他21歲，名字叫卡爾，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成年後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加入了納粹的黨衛軍。
“我叫卡爾……戰爭爆發了，我志願入了伍，當然是進了黨衛隊。”
“但是現在，我必須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訴你……一些非人的事。”
這個士兵隨著自己的部隊開進波蘭的時候，有一次他們把數百名猶太人趕進一個三層建築，並運來一卡車油桶搬進屋子。鎖上門之後，一挺機槍對準了房門，任何人都不允許出來。接下來，這名垂死的士兵說，“我們被告知一切就緒，接到命令要求我們打開手榴彈保險栓，從窗戶把手榴彈扔進屋去。”爆炸聲中，“我們聽到裏邊人的慘叫聲，看到火苗一層一層地吞噬著他們……我們端起來福槍，準備朝任何從火海裏逃出來的人開槍。我看到二樓的窗戶後邊，有一個人挾著一個小孩兒。這人的衣服正在燃燒。他身邊兒站著一位婦女，毫無疑問是孩子的母親。他空出的一只手緊捂著孩子的眼睛……隨即他跳到了街上。緊隨其後，孩子的母親也跳到了街上。隨後，其他窗戶也有很多渾身著火的人跳了出來……我們開始射擊……子彈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這是一年前發生的事……我犯下罪行已經有一年了。我必須給誰講一講這事，或許這樣能好一些。”他希望得到寬恕，猶太人的寬恕，任何一個猶太人都可以。
說到這裏，這位瀕死的人用手捂著繃帶覆蓋著的眼睛，似乎想從腦海中擦去這些畫面。但這個畫面永遠也擦不去了，白天、夜間、乃至奄奄一息的現在。“我知道我給你講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長黑夜裏，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這事講給一個猶太人聽，希望能得到他的寬恕。”“我知道我請求你的寬恕是一個過奢的願望，但是如果沒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要是沒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懺悔。”
正如維森塔爾自己所說：“毫無疑問，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說什麼呢？這兒是一個瀕死的人，一個不想成為兇手的兇手，一個在可怕的意識形態慫恿下成為兇手的人。”
聽到這些事情，維森塔爾心煩意亂，他能夠做什麼呢？他有權利為卡爾提供寬恕嗎？或者這能夠減少猶太人受到的傷害和痛苦嗎？維森塔爾做出了他的決定，他一言不發。
這個決定正確嗎？他不能肯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維森塔爾反復被這個問題煎熬。他曾經問過他在集中營的朋友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沒有任何人能給予維森塔爾平靜。
數十年過去了，維森塔爾現在已經不被自己內心關于寬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歷史重演的惟一途徑是銘記歷史，他比活著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記歷史的危險。他把每一次審判都看成是對仇恨和大屠殺的一種預防。
永不忘卻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給維森塔爾頒發勳章的時候說：“西蒙·維森塔爾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避免屠殺重演的事業。
我們應該加入他的事業。我們的良心不能動搖，我們的記憶也不能淡薄。”
經常有人問多年來支撐維森塔爾追捕納粹分子的動力是什麼，《時代》雜志在1964年2月2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有一次，西蒙與在集中營認識的一位朋友一起度安息日。這位朋友當時已經成了一個非常富有的珠寶商。飯後，這個珠寶商問西蒙：“如果你繼續你的建築業，你現在肯定已經是百萬富翁了，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西蒙回答：“你相信上帝，相信人死後會重生，我也一樣。當我們到另一個世界時，我們會面對數百萬死在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如果他們問你：“你做了些什麼？‘可能答案會有很多。你會說：“我成了一名珠寶商。’其他人可能會說：‘我一直在走私咖啡和美國香煙。’還有人會說‘我建了房子。’但是我會說：“我沒有忘記你們。‘”
2001年10月，92歲的維森塔爾宣布他將退休結束追蹤納粹戰犯的使命，這時候他已經將1000多名潛逃的納粹分子繩之以法。
維森塔爾說：“我真正的工作———搜索納粹戰犯———已經結束了。那些我追蹤的罪犯已經找到了。我比他們都活得更長。假如還有任何我沒有追蹤而仍然活著的戰犯，現在將他們繩之以法也有點晚了，他們都太老了。所以我的工作完成了。”
但是，當他認為追蹤的工作已經結束的同時，新的不安開始在維森塔爾的心中滋長。
“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極端組織想要向世界美化納粹的所作所為。我擔心人們不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啊。”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給維森塔爾頒發勳章的時候說：“西蒙·維森塔爾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避免屠殺重演的事業。我們應該加入他的事業。我們的良心不能動搖，我們的記憶也不能淡薄。如果我們不了解歷史，就會重蹈悲劇的覆轍。如果我們要想擁有一個和平的未來，我們就必須銘記過去的罪行。他為正義挺身而出的勇氣也會照亮整個人類的歷史。”
■維森塔爾語錄
“尋找歷史見證者的工作與逮捕戰爭罪犯一樣重要。”
“學校教育的沉默、教會毫無原則的寬恕以及家庭裏父母對歷史的否認將是巨大的失敗。年輕的一代必須知道他們上一代拒絕講述的事情。”
“這50年來我的所有工作的惟一價值在于向明天的謀殺者發出警告：“你們絕對不會逍遙法外。”
“為了你們的利益，從我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吧。沒有任何法則規定說下一個受害者必須是猶太人。當我開始這項工作，我對自己說：“我要尋找的是所有受害者的謀殺者，而不僅僅是猶太人的。我將為正義而戰。‘”
“人類的歷史是一段充滿各種罪行的歷史。因為歷史會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種防禦。通過它，我們能夠，也必須建立一個避免重蹈覆轍的防禦機制。”
“我們需要夥伴。我們不能獨自和新納粹分子對抗。我們需要朋友。通過告訴他們歷史、談論猶太人以外的其他數百萬人的經歷，我們可以贏得朋友。雖然大屠殺是從對猶太人開始的，但它並沒有以針對猶太人而結束。”
“幸存是一種特別待遇，隨之而來的還有義務。我永遠都在問我自己，我能為那些沒能活下來的人做些什麼。我自己找到的答案（它不一定是每個幸存者的答案）是：我想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我想讓他們的回憶繼續，讓那些死者活在記憶裏。”
“除了經常回顧過去，並從過去吸取教訓，我不認為還有什麼別的解決辦法。如果只是因為想要讓後代更容易接受他們父輩犯下的錯誤而把罪行減到最少，這樣毫無意義。”
“仇恨可以滋生在任何地方，理想主義也會在任何地方墮落成一種病態的殘忍。如果仇恨、殘忍和現代技術聯合起來，任何地方都會變成一個新的人間地獄。”
“暴力就像野草———即使實在最幹旱的地方也不會滅亡。”新京報/撰文/本報記者 馬晶 江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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